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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簡介及元朝歷史概述

2011-11-15 21:57:54 作者: 來源:中國歷史網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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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蒙古族族建立的大統一封建王朝。完整的元王朝歷史進程分為四個階段:
  元朝的前身——蒙古汗國(1206年—1271年)
  建立王朝統治——元初時期(1271年—1279年)
  建立全國統治——元朝時期(1279年—1368年)
  最后的余波——漠北時期(1368年—1635年)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由蒙古族統治者忽必烈(即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國號大元,1272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1279年滅南宋,完成南北統一。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進行的北伐中推翻了元朝。北遷的元政府后退居漠北,與明朝對峙,史稱北元。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區的眾多蒙古部落原為金朝的臣屬民族,隨著金朝的逐漸衰落,蒙古的勢力也開始壯大起來,逐漸脫離金朝政權的統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領袖鐵木真通過殘酷戰爭統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鐵木真被各部落推舉為“成吉思汗”,建立政權于漠北,國號成吉思汗“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國。建立大蒙古國后,不斷發動征服戰爭擴張其疆域,1217年滅亡西遼、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進攻到伏爾加河流域。于1225年東歸,1227年又滅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對西夏的遠征中病逝。蒙古軍隊的對外戰爭具有征服性質,為了減少蒙古軍隊的傷亡,加快戰爭的進度,蒙古軍隊在戰爭期間對敵人采取了殘酷而野蠻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區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殺和奴役,無數財產被掠奪損毀。戰爭的結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廣闊、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影響力盛極一時的龐大帝國,基本實現了世界一統、天下大同的格局,對后世的影響很大。但是應該看到,這一系列的征服戰爭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歐亞大陸眾多古老文明帶來了巨大的破壞,眾多民族受到了殘酷而不公正的民族壓迫,難以計數的人口和財產在戰火和隨后的瘟疫、饑荒及自然災害中損失,對戰火涂炭地區而言也是少有的黑暗時期。
元朝的建立
  蒙古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駕崩,享年52歲。其四弟忽必烈與七弟阿里不哥開始爭奪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蒙古帝國阿速臺等大多數蒙古正統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通過“忽里勒臺”大會即大汗位。與此同時,忽必烈與南宋議和后返回開平(今內蒙古多倫),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會自稱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設立中書省,總管國家政務。1260年5月,忽必烈頒布《即位詔》法令,并建元中統。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漢地自行集會稱汗,并且推行漢法,明顯違背了蒙古傳統,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統派的強烈不滿,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隨即展開了四年的汗位戰爭。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敗投降,忽必烈定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漢法”主張卻造成許多蒙古貴族的不滿,拒絕歸附忽必烈汗國,結果導致其他幾個蒙古汗國紛紛敵對,忽必烈的政權遂只包括“中國”(并非完全今天意義上的中國)與蒙古高原地區,從此蒙古帝國不復存在。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國號詔》法令,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國號為“元”。這是蒙古帝國政權由世界性大一統帝國轉為中原王朝的分水嶺,蒙古政權之前對中原地區推行的是極具游牧性質的掠奪式統治,中原地區僅是其屬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時才轉型為以中國為主要占領地的王朝,且在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現,故“大元”的建立應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劉秉忠規劃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虜6歲的宋恭帝及謝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軍在崖山海戰消滅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陸秀夫背著9歲的小皇帝趙昺投海而死,中國(南宋)滅亡。
  之后,元軍曾進攻過周邊一些地區,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試圖征服日本的戰爭最為著名,通常認為臺風(日本人稱之為“神風”)是造成元軍失敗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學發現卻否定了這個原因。近期發表在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的一項考古新發現指出:為忽必烈建造戰艦的高麗人有意建造和設計質量極其低劣的船只是導致忽必烈的蒙古艦隊葬身魚腹的主要原因。
元朝統一后四等人的劃分
  蒙古征服中國全國后,將其政權下的人民劃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4個等級,并且規定這4等人在做官,打官司、科舉諸方面有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乃是整個元朝施行民族壓迫政策的鐵證。
  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國姓”。
  色目人繼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欽察、唐兀、畏兀兒、回回等。
  漢人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內的漢、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東北的高麗人也是漢人。
  南人為第四等,也叫蠻人、新附民,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中期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丘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對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種種稱號。
  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死,前太子真金之孫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為元武宗。并立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約定兄終弟及,同時又約定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后,帝位復歸武宗之子和世剌。
  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但違背前約,封和世剌為周王,令其出鎮云南,而改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
  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從此程朱理學成為元朝(以及其后的朝代)的官方思想。
  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死,碩德八剌即位,是為元英宗。
  至治三年(1323年),元英宗下令編成并頒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條。
  至治三年,英宗從南返途中,駐蹕南坡,被權臣鐵失等人殺死。謀亂諸王大臣擁立當時鎮守漠北的前太子真金之孫也孫鐵木兒即帝位,改元泰定,是為泰定帝。
  泰定五年(1328年),泰定帝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為帝,而與此同時,元武宗的舊部重臣燕帖木兒與河南行省丞相伯顏則分別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時迎接周王和世剌與其弟圖貼睦兒。結果,圖貼睦兒先至元大都,遂于天歷元年(1328年)自立為帝,是為元文宗。而和世剌抵達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為元明宗。文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為帝,兩人遂相會于上都之南,文宗毒死明宗后稱帝。
  至順三年(1332年),文宗卒。臨終下詔立明宗子為帝。權臣燕帖木兒為了控制朝政,故意舍長立幼,立懿璘質班為帝,是為元寧宗,但寧宗即位未及一月就病逝,其兄妥歡貼睦爾才得以即立,是為順帝。
  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遼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概述
  忽必烈時代,蒙元統治集團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戰爭破壞因而日益減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方針獲得部分實施。在中原漢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應措施來扭轉長期戰亂所造成的殘破局面,元朝社會經濟由戰時的衰敝狀態漸臻恢復乃至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恢復乃至發展,在全國各地區呈現出頗為明顯的不平衡性。蒙古統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的作法,分全國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沒為四等人的劃分頒布過專門的法令,但卻反映在有關他們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權利和義務方面的諸多不平等規定中。儒生在參預國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時那種優越的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賦稅方面優遇儒戶的規定經常不得貫徹,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利益不能不受到很大損害,以至當日戲臺上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謔語。元王朝的統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會關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隸制度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民族屬性成為階級劃分的重要依據,民族壓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間和階級之間的矛盾。蒙古、色目貴族通過賜田、戰爭掠奪以及強占兼并等手段,成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漢人和南人中的官僚、軍閥,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勢力而擴大自己的封建權益。
  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對漢人的刑罰是殘酷的,殺死一個漢人只需付一頭驢的罰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規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漢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毆打致死,也只需“斷罰出證”,并付罰款和埋葬費;而漢人/南人即使被毆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則是死刑。
  元朝作為一個蒙古族建立的政權,在經過對歐亞廣大地區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領域也主動或被動地吸收集合了多種文明長處,因此,整個元朝統治時期充滿了“漢法”與“色目法”的主導地位之爭。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不僅在中華文化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而且在諸多領域出現了新的飛躍,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發展進程,開創了中國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元朝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使不同地區、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文化雙向交流加速。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技術傳入阿拉伯和歐洲,推進了這些地區的文明進程。阿拉伯的醫學、天文學、農業技術,歐洲的數學、金屬工藝,南亞的雕塑藝術等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傳播范圍之廣、對未來歷史影響之大,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可以說,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現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貢獻,在中國王朝序列中,盡管該政權存在的時間較短,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還是非常重要的。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征服戰爭,先后消滅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中國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并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宋》、《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后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元朝的疆域
  元朝統一全國后,強盛時期的疆域是:北到蒙古、西伯利亞(一說到達北冰洋),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東部,東北至外興安嶺、鄂霍次克海。元朝總面積超過1200萬平方千米;若到達北冰洋,則超過2200萬平方千米。
  全國劃分為中書省和11個行中書省,以及總制院(1288年更名為宣政院)所管轄的吐蕃地區。
元朝的政治軍事制度
  中央機構:中書省,領六部,主持全國政務。
  樞密院,執掌軍事。
  御史臺,負責督察。
  地方行政機構:
  行省,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的派出機構,“行中書省”的簡稱,后面會詳細介紹。
  軍事機構:
  宿衛軍隊,由皇帝或親信大臣直接節制。擔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衛的軍隊是侍衛親軍。
  三十馀衛,衛設都指揮使或率使,隸屬于樞密院。
  鎮戍軍,負責鎮守全國各地。軍隊包括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
經濟
  由于蒙古的勢力擴展到了西亞地區,使得歐洲與元代中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因漕運、海運的暢通及紙幣的流行,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時因濫發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商業在元朝也極度繁榮起來,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科學文化
  元朝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有較高的成就。天文學居于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地位,數學、醫學也都在世界先進之列,科學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訂新歷法,經4年時間制訂出《授時歷》,通行360多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歷法。他還曾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為“通惠河”),再加上濟州河、會通河等其它幾項重大工程,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700多公里;戲曲與小說創作繁榮,涌現關漢卿等一批優秀的劇作家。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并稱的中國優秀文學遺產。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結晶。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碰撞,曾經激起過無數絢麗的火花,為中華文化綿延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不僅在中華文化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而且在諸多領域出現了新的飛躍,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發展進程,開創了中國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貢獻。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間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權。在中國王朝序列中,盡管該政權存在的時間較短,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還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擬從文化角度,對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進行初步探索。
  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進程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征服戰爭,先后消滅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并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宋》、《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后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于這一時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復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后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央政府批準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涌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黨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對于元朝各種文化和諧并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里變為事實。兼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兼容務實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實例。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兼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并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并繁榮,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松,“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范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愿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余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余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后,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干,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如黃道夾角的科學數據、星辰的數量、歷法等);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志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如生產工具)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后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蕩,曾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進程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范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印度、波蘭、匈牙利、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歸國后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游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和東方的信息,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界面前。這些信息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涌向東方的同時,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紹,不再局限于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游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我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游記》、《西游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認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使不同地區、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文化雙向交流加速。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技術傳入阿拉伯和歐洲,推進了這些地區的文明進程。阿拉伯的醫學、天文學、農業技術,歐洲的數學、金屬工藝,南亞的雕塑藝術等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傳播范圍之廣、對未來歷史影響之大,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可以說,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現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行省制度
  行中書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并為一級政區名稱。簡稱行省,或只稱省。元置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也稱都省;因元朝幅員遼闊,除腹里地區直隸于中書省、吐蕃地區由宣政院管轄外,又于諸路重要都會設立十個行中書省,以分管各地區。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設立尚書省主管政務期間,行中書省也相應改稱行尚書省。元人稱其制為:“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淵源
  行省制度淵源于魏晉的行臺。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臺(或稱行臺尚書省)于外州以行使尚書省職權,亦設尚書令、仆射、尚書、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備。如任職者權大位高,則稱大行臺。多是因軍事需要而設的臨時機構,唐太宗以后取消這種建置。金初,曾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罷。金章宗時(1190~1208),遣尚書省宰臣出征、戍邊或處理地方重大事務,許便宜行事,稱行省于某處。金末,為抵御蒙古和鎮壓農民起義,常命宰臣出鎮諸路,或以宰相職銜授予地方長官,皆稱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陜西、河東、中都、山東、東平、遼東、上京、益都、京東等行省。同時,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歸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軍閥管轄,并仿照金朝官稱隨宜命職,其轄土大者,也授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為燕京行省,嚴實為山東西路行省(或稱東平行臺),張榮為山東行省(或稱濟南路行省),李全為山東淮南行省(或稱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帶宰相職銜,與金朝的行省不同。后來,這一類行省名號逐漸被取消。
  蒙古滅金后,置中州斷事官統領中原諸路民政,在燕京設立官府,時稱燕京行尚書省,或燕京行臺、中都行臺。中亞和波斯地區也設立了類似的統治機構。蒙哥即位后,重新任命大汗直轄的上述三大地區的行政長官,稱為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和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當時蒙古國大汗政府還沒有尚書省的建置,只是以斷事官治政刑,職任略同中原官制的幸相;其分治各大地區的斷事官,漢人習慣上稱為行省,并非蒙古定制。如燕京行省布智兒,蒙古職名實為“大都(應作中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札魯忽赤”。
  元朝的行省建置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遵用漢法,立中書省總領全國政務,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宰執官。其后,相繼于各大地區建立行中書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書省宰執官出領各行省,稱行某處中書省事。以后此類行省實際上已成為常設的地方行政機構,與前代所置臨時性的分遣機構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書省宰相行省事系銜,就與中書省的權限沒有區別,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稱某處行省某官,不再帶中書省宰相職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銓定省、臺、院、部官,罷各行省所設丞相,只置平章政事為最高長官,以與都省相區別。后來,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許設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復罷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為平章政事。泰定(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設丞相,視需要及任職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兩員(從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兩員(從二品),其品秩與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為一,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還增置“添設”平章、右丞、左丞、參政等官。行省掌管轄境內的錢糧、兵甲、屯種、漕運及其他軍國重事,統領路、府、州、縣;距離省治遠的地方,另設宣慰司統之,作為行省的派出機構。、
  各行省設立經過和轄境如下:
   ①陜西行省——中統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稱陜西四川行省、陜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陜西西安),其后兩次移治興元(今陜西漢中);至元八年罷,以京兆諸路直隸中書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以京兆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剌死,罷王相府,復立陜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設四川行省,于是只稱陜西行省。轄境包括今陜西及甘肅、內蒙古部分地區。
   ②甘肅行省——中統二年,立西夏中興行省,治中興府(今寧夏銀川),至元三年罷,改置宣慰司,隸中書省。八年,復立;十年,又罷。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設行省于甘州(今甘肅張掖),稱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罷。二十三年,徙西夏中興行省治甘州,改稱甘肅行省。轄境包括今甘肅省、寧夏自治區及內蒙古部分地區。
   ③遼陽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內蒙古寧城西),稱北京行省;二年罷,改置宣慰司,隸中書省。六年,又置行省于東京(后改遼陽,今屬遼寧省),稱東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東北諸王所部雜處,宣慰司位輕,不足鎮撫,再立東京行省,同年罷。二十四年,因乃顏叛亂,復置遼陽行省,以控制東北州縣。轄境包括今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及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
   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戰爭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荊湖、淮西兩行樞密院負責攻宋,罷行省,河南路仍直隸于中書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開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領江北州郡隸之。轄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蘇三省的長江以北地區。
   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罷陜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罷,分置東、西川行樞密院。十五年,罷二行院,復立行省,次年復罷。十八年,從陜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陜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兩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慶,二十七年復還治成都。轄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陜西部分地區。
   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置,治中慶(今云南昆明)。轄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廣西部分地區,以及泰國、緬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廣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荊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軍取荊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稱荊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長沙),稱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廣西地屬之,故又稱湖廣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轄境包括今湖南、貴州、廣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區。
   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滅宋,置江淮行省于揚州,統兩淮、兩浙地,又稱淮東行省、揚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稱江浙行省。二十三年,還治揚州,復稱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縣隸河南行省,改稱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罷福建行省,以其地屬江浙行省。轄境包括今江蘇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區。
   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興(今江西南昌),又稱隆興行省。十五年,并入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贛州,次年,仍還治隆興。后因減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兩省曾經幾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單為一省。轄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廣東省。
   ⑩嶺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慶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為嶺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寧,仍為省治。轄境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境、中國內蒙古、新疆一部分和蘇聯西伯利亞地區。
  此外,元朝還于高麗置征東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麗國王兼任,得自辟官屬,高麗國原有的政權機構和制度均不改變,財賦亦不入都省,與元朝國內諸行省性質不同。除上述統治各大地區的行省外,元朝還設過幾種專主大征伐的行省。一為征宋時所設,只稱“行中書省”,不系地名;一為用兵外國時所設,系所征國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緬中行省(征緬行省)、占城行省等。還有一種是授權某省負責征伐某國軍事,將省名與所征國名合稱,如荊湖占城行省。這些都是臨時性的建置,事畢即罷。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后,元朝政府為鎮壓和抗拒農民軍,先后于中書省轄境內的濟寧(今山東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陽)、冀寧(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書分省。又先后設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設于揚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設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寧)、山東行省(至正十七年)、廣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農民起義軍也仿元制立行省為地方行政機構,如天完政權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隴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權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廣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制度的確立,是中國行政制度的一大變革。明滅元后,改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行省,一般簡稱省。省作為地方一級行政區的名稱,一直沿用到現代。
元朝的滅亡
  元朝后期,蒙元統治者不斷向人民收取各種名目繁雜的賦稅,人民被壓迫被掠奪更為嚴重。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發生了河南趙丑廝、郭菩薩領導的起義。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發生的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同時元朝統治階級內部卻依舊在為爭權奪利而互相征戰,由此加速了元朝滅亡的進程。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起義軍首領朱元璋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統一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開始北伐,在大將徐達、常遇春等的協助下,于1368年八月攻陷元大都,元順帝北逃,元朝的統治結束。同年,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稱帝,建立了明朝。之后,在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大元國號,史稱北元。北元于1388年天光帝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爾襲殺后(一說1402年鬼力赤即位后)去國號。元朝滅亡后皇室血脈一直在蒙古代代相傳直到1697年蒙古被清朝征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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